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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郭沫若与张治中论争"长沙大火"  

2011-07-04 07:44:52|  分类: 史海沉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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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主要写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准备保卫大武汉而最终又放弃那一段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回忆录也在此告一段落。

这部“回忆录”得以在《华商报》刊发,主要是当时帮助该报工作的夏衍的功劳。夏衍当时为《华商报》大写文章,又主动帮助拉稿,郭沫若此稿即由他“鼓舞和督促之下”(郭沫若语),约来发表的。在外界,人们都以为夏衍是该报副刊“茶亭”的主编。连郭沫若1958年写文章时也以为“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

这部十数万字的抗战回忆录,经过3个多月逐日连载,到12月4日才结束。这时候,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赴解放区多目。为了掩饰他已离开香港,不使文章在副刊上中断,他事先多写了一些预留,由此可以略见当时的变化境况以及作者的心情。

连载时,由于流畅的文笔及许多细节的描述,“回忆录”在香港“哄动一时”(夏衍语)。但是,因为当时社会正面临巨变前夜,随之而来的变化使人们很快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和眼光。郭沫若的这部作品,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搁置,就连作者自己在两年后(1950年)再见这部作品时,也大为感叹:“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1958年时,郭沫若虽然有极旺盛的创作冲动和大量诗文作品产生,但仍远不能满足众多报刊的约请。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对郭沫若的创作比较了解,便寻出当年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的这部抗战回忆录,希望郭沫若同意在《人民文学》上重新发表。后经郭沫若整理,又予以定名,这部抗战回忆录便以《洪波曲》为题在《人民文学》重新刊出。由于篇幅较长,这次也是连载发表。不过时间更长,从1958年7期始,到12期才结束。

就在《人民文学》准备发表《洪波曲》的时候,刚筹备成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便打听到了消息。他们经过努力,争取到该稿的结集出版权。同时,该稿也被收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沫若文集》。一处刊物发表,两家出版社印行,一时间,《洪波曲》引起了很大反响。

《洪波曲》是一部“抗战回忆录”,郭沫若当时又担任相当职务,文中自然牵涉颇多历史事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忆,当然有作者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可是,由于身份、立场的不同,见仁见智,这部回忆录的重新发表,就引发了郭沫若与前国民党高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先生之间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

《洪波曲》的第十五章,是“长沙大火”。郭沫若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率领全厅人员在“保卫大武汉”时做了大量工作后,随着战事发展,亦只能一退再退。在长沙,他们遇上了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的“长沙大火”。这一段,既紧急又危险,在郭沫若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根据他与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接触,以及大火之后的情景,郭沫若在文中对张治中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评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公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他(指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指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其他若牵涉到张冶中,郭沫若也以“党老爷”、“官老爷”形容,并引用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来描述张治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横批是“张皇失措”。横批和对联开首一字,嵌进了“张治中”的名字,内容又颇有讽刺意味,郭沫若对张治中的态度,于此清晰可见。

“长沙大火”这一章,刊登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张治中读到后十分恼火。在他看来,“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将此问题报告政府总理周恩来,他也是长沙大火见证人之一;后来想这会不会使郭沫若感觉自己“告御状”,于是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以澄清一些事实。

1959年元月7日,张冶中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首颇有意思,称谓之下是:“您已入党,在您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张治中在略加回叙郭沫若对自己的描写后,措辞严重地说:“您这种对我的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接着,张洽中描述了他所知道和经历的长沙大火境况。由于颇有史实价值,在此择要略加引述:

1938年11月12日上午九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在接到这份密电的同时,还同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还这样描述他接到电报电话后的心理及处理情况:“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指郭沫若)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据张治中自述:“在下午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可是,为何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大火突燃,且延烧两天两夜,使一座长沙城顿成焦土呢?此时日寇距长沙还很远,也并没有即刻进攻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长沙市民在毫不知情的境况下,突遭大火,损失十分惨重。关于此,张治中当时写有《长沙火变一日记》,后来写有回忆。他认为:“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

在张治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这个“意外”、“突发的灾变”记得很简练,在此不妨照录:

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烽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长沙大火后不久,蒋介石亲自赶赴长沙,对此事件举行了军事会审。蒋介石在 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字:“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抢毙。”会审结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这就是郭沫若所引-对联中“三个人头”的由来。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洽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上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这份以张治中名义发布,经周恩来“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的:“此次湖南省长沙市,突于本(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张治中)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自起火以至现在,余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侧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张治中对郭沫若的评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虽然就这件事做了实况的说明,但是我到今天还不能不说,是我毕生内疚神明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厉害了!”

对于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说,“十一日的清晨,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一节,张冶中辩解说:“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六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平生重然诺,即使我说过设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能说我失信吧?”

因此再往后生发,郭沫若在最后第十二章中“桂林种种”一节,也有一段文字牵涉到张治中:“这报纸(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

据夏衍的回忆文章,《救亡日报》是郭沫若从抗战初期自日本“别妇抛雏”回国后不久创办的,并亲任社长。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救亡日报》从上海到广州,由广州到桂林,为抗日救亡发挥了很大作用,可惜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在郭沫若,这当然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可张治中却认为:“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您何必又要牵涉到我?您对我似乎是太抓紧了吧?”

战争纷乱之时,也许政治部长张治中真不知道《救亡日报》停刊的事,但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分歧的主张,复杂的关系,也许政治部就有这样的想法,不见得都由部长下令,下面人员(何浩若曾任政治部二厅代厅长)也会自行动手。所以这一些议论,是很难判分出事实对错来的。

郭沫若的这些评述,在张治中看来,大约不是一般看法,其中也许含有长久的积怨。为此,张治中对他们两人曾经有的过节做了一些回溯:“最后,我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闷在我肚子里十多年,常想和您谈的,今天应该彻底敞开来谈。”

这件事,按张治中较简略的几句话,是“在政治部时代,我不该撤销您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您感到难堪。”

事实上,抗战初期,郭沫若曾较长时间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在当时集合了许多的文化人,大家一起为抗战呼喊。但由于其中“左翼”人士颇多,政治部便在1940年9月底改组之时,将第三厅撤消。后来为照顾面子,又在11月初,另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把原第三厅的文化人吸纳进去,让郭沫若出任主任委员。当时,张治中曾找过郭沫若,还以幽默的口吻说: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一个租界。这在政治家的眼里,当然是个形同虚设的机构,由此引发郭沫若的不满,也就在意料之中。

到了1945年2月,鉴于时局的动荡,文艺界人士十分忧心。郭沫若便起草了一个《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了呼吁民主政治,建议召开临时紧急国事会议,商订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等一系列主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使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的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保障学术与文化自由,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等多项要求。

这个“进言”,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三百多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在2月22日重庆《解放日报》上,一时引起极大震动。国民党当局对此事十分恼火,到了3月,便强令解散了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该组织被解散后,许多为抗日出力的文化人因此失业。这些,郭沫若当然是颇为不满的。在各界为其召开的一次宴会上,郭沫若致答辞:“文工委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甚至慷慨地说:“五十四年唯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文化工作委员会属政治部管辖,张冶中身为政治部部长,对它的撤销当然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之后,张治中后来讲,感到有些后悔,因为这个决定做得太冲动、草率,因而内心不安。后来郭沫若与张治中关系自然疏远。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请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人吃饭。这些,在张治中看来,是致歉的一种表示,应该是可以了。所以,他在看到郭沫若文章中对自己的描述时,感到十分不平。他甚至从个人、国家两个方面对郭沫若予以提醒:

第一、您是一位负盛名、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您于1958年5月9号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既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描写失掉真实性,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其次,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共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张冶中说:“现在您对我如果能够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不但对您无损,而且还足以表示您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和雅量,而在我则感激不尽了。”他还建议:“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

收到张治中元月7日的信后,郭沫若于10日随即还了一信。信开头虽然客气地说了一句:“《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但对“回忆录”里的描述,却仍有自己的主张:“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 ……’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罢了……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可是,郭沫若并不愿意对文字进行修改:“《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郭沫若复信的最后,有一句话颇值得注意:“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这句话很有分量,清楚地表明了郭的态度。

接到郭沫若的复信,张治中立即再致郭沫若一函,对郭沫若信中所引的话再次表示了看法:“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现在,我想和您说: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这样的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张治中还对当时人员任职等情况做了说明,以订正《洪波曲》中的失误,并同意将自己的长信作为附录,发表在单行本及《沫若文集》中。

郭沫若因有上海之行,见到张治中所写第二封信已是18日,他立即简复一函:文白先生:

我十一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京。读到了您十四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告一段落,可张治中致函郭沫若论争长沙大火的事,还是让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知道了。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和统战部门领导先后找到张治中,认为郭沫若这样写是不大合适的,并希望郭沫若改正;同时认为张治中信上的措辞也厉害了一些。对于郭沫若表示愿将张治中长函附在单行本后面的处理方式,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还是径直改正为好。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张治中的长信,当时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林呐社长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开始,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退回时,信已不见了。

对照《人民文学》上登出的内容,《洪波曲》单行本确实作了一些修订。张治中特别不能接受的“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被改为“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直接指斥张治中“……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他把周公(恩来)蒙着了……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一节,被尽数删除。

可是,其他几处涉及到张治中的言辞,如文中所引嵌有“张治中”姓名、讥讽张治中的对联,郭沫若仍没有删除,但在前面加了一句“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整个文中都称其名字,此处称字,大约是为了表明属后来的添加)。”对原文的态度略微弱化。其它几处,如“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以及“这报纸(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等,尽管有张治中的抗议,郭沫若仍一字不易。由此看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并未能最终达到一致;在情绪上,双方并未如致函甚至见面时那般客气。张治中曾回忆,他们后来见了面,握手之后郭沫若还道歉说:“真对不起,请恕罪!”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是这个党派中“进步的民主分子”。他不仅与许多共产党人保持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正确抉择”(邓颖超语),为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以一个对新世界呐喊的诗人,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祖国的文化斗争,对世人的影响有目共睹。他们两人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当然有立场、位置、角度不一致的因素,但他们都是坦诚的,抱着探讨、廓清历史本相的精神来进行的,因而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今天记述这段论争情况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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