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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2012-05-06 11:52:10|  分类: 公共资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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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亚太格局的变化,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是亚太国家,并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实,美国的一系列战略调整无不与牵制中国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不得不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日本在政治战略、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调整,分析其适应美国亚太战略,试图在外交战略上进行“联美制华”选择的特点。

一、政治战略上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崛起

        在政治战略方面,日本主要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进而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构筑牵制中国崛起的安保合作机制。

        首先,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加强战略依托。日本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是其战后一贯的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小泉纯一郎就推行了向美一边倒政策,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也是配合美国的外交战略,福田康夫虽然提出“共鸣外交”,强调对美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共鸣,但是他依然重视日美关系,鸠山由纪夫因批评美国模式引起争论,其外交政策被认为具有“脱美入亚”倾向,但也有人将其解读为“亲美入亚”,接下来的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也都继续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显示了日本主流外交战略的倾向仍然是重视美国的作用。最近,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一次演说中再次重复历代首相的老生常谈:“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和外交的基轴,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公共财产。”[①] 对于美国在2011年终于成为东亚峰会的一员,日本外务省干部说: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对于构建亚太安全框架具有重要意义。[②] 在重视日美同盟这一点上,民主党执政团队与自民党是一致的,比如,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说,鉴于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引起的不确定性,日本与美国的安全联盟是区域安全的源泉。[③] 可以说,日本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是近期和中期都不会改变的趋势。日美同盟深化的进程将不断被推进。

        其次,配合美国插手南海,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2010年9月发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深感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势,于是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牵制中国的问题。2011年6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激化之后,日本不失时机地向东南亚有关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与菲律宾的安保合作,既有配合美国战略的一面,也有日本自身谋求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意图。9月9日,日本与菲律宾就亚洲地区海洋安全保障问题进行协商。27日,野田对菲律宾领导人说确保南海海上通道的安全是两国都必须重视的问题,两国加强合作是为了牵制中国“进出”海洋。他还说,日本与菲律宾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日菲两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规定两国海军司令定期举行协商,并把两国副部长级政策协商机制升格为战略对话,特别是把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④] 野田还向阿基诺承诺,提供日元政府贷款(ODA),帮助菲律宾“整备”海岸以及海军以对应南海事变。野田说:日本与菲律宾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可以共同对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做贡献。[⑤]

        不仅如此,野田内阁还提出了建立由各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的“海洋合作机制”提案--“东亚海洋论坛”,并为论坛拟定了两个议题:“如何保证航行的自由”和“如何遵守国际法”。提案虽然没有点名指向中国,但是“醉翁之意”谁都知道,日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多边框架加强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遏制中国。所以,日本媒体称该论坛的目的是帮助美国来凝聚东盟国家,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构成一个对华包围圈。野田内阁之所以提出这个多边协议构想,是因为日本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力量太悬殊,中国会利用经济援助在两国间谈判中压各国在南海问题上妥协。

        第三,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拉拢印度也是日本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一环。日本早就有人意识到“21世纪资源运送的大动脉印度洋将成为霸权争夺的中心,印度洋就是现代版的丝绸之路。”[⑥] 印度洋是东亚国家从非洲和中东运送资源和出口商品的必经之路,世界的石油运输有70%通过印度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是大西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场扩大到太平洋,21世纪大国的争夺将在印度洋展开。日本注意到中国早就开始在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面临印度洋的国家合作修建军民两用港口。而印度也非常重视资源的进口,它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它的石油也主要来源于中东,所以,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头极为敏感。再加上领土争端,中印两国之间的战略冲突就必然成了日美两国可以利用的政治筹码,于是他们积极鼓励印度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美两国一直在敦促印度举行三边会谈,并不断向印度施加影响,称印度为“亚太地区一个长期、坚定的盟友”。2011年7月,希拉里访问新德里时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印度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2011年12月19日,日美印三国终于首次举行了三边正式对话,三方除了探讨地区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助、反恐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外,还讨论了有关中国的话题。美国国务院19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举行的三边对话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共同主持。当天,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会见希拉里之后表示:“美日确认两国正在加深同印度的战略关系。”。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语挑明说:“中国是三方未说出的潜台词”。[⑦] 还有媒体认为日美印首次三方对话,是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檀香山峰会上做出重返亚洲姿态后的一大具体行动。三方共同宣布,第二次三边对话将于2012年在东京举行。日美印三国有意定期轮流主办三方会谈,甚至考虑今后将会谈升级为部长级会谈。野田佳彦在2011年12月28日,也就是他访问中国之后的第二天就去了印度,两国政府除了讨论构建农业走廊以及泛亚洲佛教圈等双边议题外,还首次探讨在防务领域展开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其成果是两国在战略对话中商定,今年联合举行海军军事演习。

        第四,提出“亚太地区开放多层次网络构想”,对中国进行“规范”。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去年12月14日的一次政策演说中提出了“亚太地区开放多层次的网络”的构想。[⑧] 所谓“开放多层次的网络”,一是指结成双边、三边和多边地区有机的对话框架,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实现多边协调;二是指创建网络与新秩序的规则和理念,比如,关于尊重知识产权的新框架“ACTA”和在东亚峰会首脑宣言中加入关于遵守关于海洋问题的国际法规定的内容;三是所谓“开放”的网络是指向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不但增加国家而且还包括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精英等市民参加的交流。

        玄叶提出的这个构想,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开放多层次”,具体说就是向中国开放,亚太地区的事务“不能没有中国的参加”。他还说,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与亚洲的主要国家一衣带水的中国携手实现亚太各国的繁荣与稳定也是重要的。[⑨] 但玄叶的目的是限制中国,他虽然说:“中国的发展是机会”, 但是他特别强调日本应该在建立“亚太地区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必须深化日美同盟,今后这个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限制和“规范”中国的意思还在玄叶公开提出的建立中日美三国间会谈的建议中看出,比如,他指出:有了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地区各国自愿参加的网络和规则的建立,亚太地区新秩序形成就完全有可能实现。否则的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没有这三个国家携手合作就不可能形成,这是不言自明的。”[⑩] 可以说,玄叶把中国纳入他提出的多层次网络或中美日三边机制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遵守国际规则的负责任的大国。他虽然说,这个网络绝不是包围和排除中国的网络,正相反日中两国一起努力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做贡献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另一句话却道出了他的内心所想,“日本在东亚峰会提出的亚太地区公共财产—“海洋合作机制”正是为了达到此目的。”[?] 如上所述,日本在2011年东亚峰会提出的“海洋合作机制”,就是所谓“东亚海洋论坛”,它是以多边机制代替中国主张的双边机制,是规制和限制中国的机制。

二、经济上参加TPP,谋求对华优势

        没有超出国力的外交,日本经济的衰退阻碍了它发挥政治作用,所以外相玄叶指出:“为了重建日本的国力和外交力,必须回复日本经济力。”[?] “3?11”地震之后,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恢复经济成了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参加TPP谈判是日本从对外贸易途径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选择。

        首先,通过TPP激活日本经济。日本的TPP推进派希望通过参加这个多边经济合作框架能够扩大出口使日本经济出现转机,这是野田内阁宣布参加TPP谈判的主要动机。日本的经济多年来确实回生乏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愈演愈烈,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内需又在明显减弱,企业无法获得利润。特别是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把工厂转移到国外,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日趋严重。曾几何时,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是世界第一,但是,现在已经掉到第27位;人均GDP曾经是世界第二,现在沦为第19位;GDP总量曾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的排名长达四十多年,现在被中国超越,降为世界第三,在不久的将来,被印度取代,沦为世界第四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对于仍然以外向型为主的日本经济来说,除了开拓出口市场,几乎别无它途。为此,早在推动参加TPP谈判之前,推行自由贸易机制,增加制造业产品出口,成了日本极力促进并期待尽早实现的目标。FTA(自贸协定)和EPA(经济合作协定)都是日本积极推动的经济合作框架,其主要谈判对象国是亚太国家。日本试图利用亚洲贸易圈的35亿人口和亚太贸易圈的约40亿人口所蕴藏的购买力,“使它成为日本的'内需’”。[?]

        但是由于日本对农业的保护,自由贸易谈判进展并不顺利,近年来日本的邻国韩国已经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超过了日本,这使日本产生了危机感,并打算在参加TPP方面与韩国竞争。TPP本来是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6年首先缔结的FTA协定,后来,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参加谈判。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日本参加这个谈判的话,迄今为止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劣势就会一举挽回,所以,日本于2010年11月9日就决定为参加谈判进行情报信息搜集,准备资料。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测算,参加TPP之后,十年以内日本的GDP将增加2.4-3.2万亿日元;经济产业省的测算结果是,如果日本不参加的话,GDP将有10.5万亿日元减少和81.2万人的雇用人数减少(与假设参加时比较)。

        其次,通过参加TPP改善日美关系,消除经济摩擦。本来,TPP也是美国重振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奥巴马上台以后,为了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制定了五年内出口增长一倍的政策,目的在于以此来拉动产业复兴,增加就业,缓和社会矛盾。为此,美国必须谋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TPP对美国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扩大美国的出口,增加就业,改善其经济状况。特别是对美国来说,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的潜力非常大,奥巴马政府看重TPP框架的背景也就在这里。奥巴马首次提出TPP问题是2010年11月,在东京他首次要求日本参加这个谈判。2011年9月21日,日美首脑会谈,奥巴马对野田说:“你们在推行中日韩、欧盟的关系,没有参加TPP谈判余地了吗,请认真考虑一下。”[?] 明确给日本下达了“指示”。

        日本政府虽然对于参加TPP持乐观态度,希望振兴日本经济,但是,由于农业保护问题,日本社会并没有达成共识。野田内阁之所以最后决断参加这个谈判是因为日本要修补由于普天间问题出现裂纹日美关系,野田一再强调“日美基轴”的重要性,积极表示参加TPP谈判就是改善日美关系的重要环节。[?] 同时,野田内阁还想通过谈判消除日美经济摩擦,希望通过TPP这样的多边谈判框架缓解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压力。日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常在经济领域发生摩擦,但总是日本受到美国的压力,美国要日本扩大内需,结果大多是日本做出让步。所以,就日美经济关系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TPP实际上是日美之间的更加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是八十年代以来日美经济矛盾的延伸与深化。但是日本的外向型经济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日本外务省认为,此次TPP谈判是一个多边谈判,日本希望与其他国家一起迫使美国让步。[?] 日本的打算是先与各国分别进行FTA谈判,然后再进行TPP谈判,这样要求保留例外项目会容易一些,所以,表示参加TPP谈判也是解决日美经济摩擦的一个战略,日本想通过参与TPP,曲线实现正面无法推动的日美EPA。

        第三,通过参加TPP谈判谋求对华优势。日本虽然在政治和安保上试图牵制中国,但是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市场,特别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自贸协定”ECFA生效,无疑对日本来说是一大刺激,日本在占有大陆市场份额方面越来越处于劣势。当然,日本也同时认识到中国在构筑东亚地区合作方面其实也离不开日本的参与,因为日本毕竟是东亚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所以,野田内阁认为,如果日本宣布参加TPP谈判,就意味着日本将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从而拉开与中国的距离,这样,中国推行的“东盟+3”也将难以实现。为此,他们认为中国可能为了防止日本进一步滑向美国,会在扩大进口日本大米和缓和稀土出口限制方面向日本做出让步。另外,因为TPP的参与条件过于苛刻,对中国来说言门槛太高,中国暂时尚不具备参加的条件,所以,中国阻止日本参加TPP谈判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在孤立的条件下不得不进入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中。[?]当然,日本参加TPP,除了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让步之外,日本还想通过参与TPP谈判来改善贸易条件的同时,与美国实现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在战略上扭转日本在对华经济关系上的劣势,在中美之间的平衡中实现对中国的“优势”,获取更大的利益。 

三、军事上调整方向,加强自主防卫能力

        政治的影响力必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近年来虽然日本的财政窘迫,不过,再穷也不能穷军事,日本虽然国防费的总额没有增加,但是针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海空军的实力还是有所增加。

        首先,调整国防思路,加强自主防卫。日本增强海空军实力的背景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日美同盟不仅是个政治同盟,更是一个军事同盟,是日本在防卫上的重要依托。然而,这个依托虽然政治上仍可以利用,但军事上越来越让日本感到靠不住。因为,美军的军事防卫范围不仅在东亚,美国现在控制着欧洲、高加索地区、黑海、波罗的海、中东、北非、南亚、印度洋、东亚、太平洋和西半球各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减弱,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表示出它已经难以维持其全球霸权。日本学者和官员预测,因为经济低迷和财政赤字,美国将不得不削减军费开支,“对美国的安全保障来说,最大的威胁是美国的财政事情。”[?] 2011年开始,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美国人将陆续退休,这些人大约有7千7百万。他们的退休将给美国政府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1990年,美国政府对退休人员的财政支出占联邦预算的29%,而2010年则上升到50%,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75%。一个政府支付这么高的退休金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削减政府应该支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也会引起政治问题,对此政治家左右为难。美国已经没有余力承担维持世界警察任务所需的费用。美国的国防预算维持一个不增不减的局面已经很勉强了。美国现在的国防预算是5千4百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在今后至少十年内,很难有所增加。

        相对于美国的财政经济困境,中国却表现了强劲的势头。日本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军费在过去21年间每年都以两位数增加,国防预算增加了22倍。现在中国的国防预算是800亿美元,但是据他们估算中国发表的数字只是实际数字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到2020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将超过8千亿美元。[?] 特别是中国弹道导弹的射程已经覆盖了关岛,新型隐形战机歼-20试飞成功,很快就将正式服役,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的建造也紧锣密鼓,南海和东海的海上交通处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尤其是中国对西太平洋的控制欲也已经呼之欲出。他们认为,经过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21世纪的国际秩序骨骼已经显示出来,这就是以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洋战略为中心的中美两国之间的势力均衡。尤其是今后20年,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将发生变化,中国必将成为军事强国,而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增大,美国最终会被赶出东亚,到时台湾、日本和朝鲜半岛都将被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对此种战略预判,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也在私下都不约而同地给以印证,他们认为:中国将必可避免地成为亚洲的霸权国家。[?] 有人预测,就像十九世纪末,西半球的霸权国家大英帝国曾经和平地把霸权地位转移给了美国一样,在2020年美国也不得不把他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和平地转移给中国。

        面对如此历史性的权力转移和格局的变化,日本在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新的动向。日本鸽派关于继续维护和平宪法就可以获得安全的观念受到质疑,而认为紧跟美国就可以获得保护的“向美一边倒”也开始出现动摇。美军的再编也给日本重新思考的机会,比如,美国决定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增加和部署兵力,但是却决定从冲绳撤走8000名海军陆战队,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自我防卫的重视程度。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东亚发生权力转移,日本将不得不处于中俄朝三个有核国家的包围之中,有人指出:主张政治上深化日美同盟的对美依存派是缺乏长期战略思考的,今后不会再有跟随美国就安全的状况了。[21] 他们主张“靠人不如靠己”,日本必须加强自己的“自主防卫能力”。这样,一边强调日美同盟的政治作用,另一边却逐渐主张加强自主防卫力的构想便形成了。

        其次,制定新版防卫大纲,目标直指中国。日本加强自主的防卫能力的指导性文件是2010年发表的新版防卫大纲。普天间问题虽然是影响日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影响日本增加国防实力的步伐,日本甚至借搬迁之机,填补美国的空白,增加自身在冲绳方面的防卫力,而且其目标是针对中国的。新版防卫大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公布的,比如,大纲规定在冲绳本岛新增加自卫队员2千人,加上原有的2千人,自卫队在冲绳呈现4千人态势。防卫大纲还规定把现有的16艘潜艇增加到22艘,把现有的4艘宙斯盾舰增加到6艘,还规定将来把冲绳本岛的第十五旅团升格为师团。日本的目的在于逐渐将依赖美军防卫冲绳的现状改为依靠日本自己来防卫。防卫大纲公布之后,2011年11月10日,日本在大分县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日本从北部地区调动了包括90式大型坦克在内的40余辆战车,还首次公开利用了民间运输工具进行运送。从北到南大规模调动精锐部队的千里大移动,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参加一次军事演习,而是为了落实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的加强西南地区军事防卫的战略。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日本防卫政策的目标是谁,但是学者和媒体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新防卫大纲的目的在于使日本能够应对中国崛起,把中国变成日本防卫的假想敌国。[22]

        另外,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意向也是新版防卫大纲的重要内容。防卫大纲本身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但是,却加入了关于武器装备部件向海外转移的必要性内容,从而为日本参加西方国家联合研制和生产新型武器开了绿灯。到了2011年12月27日,在反对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社民党已经退出执政联盟之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宣布了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关于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决定,并制定了“关于向海外输出防卫装备品的基准”,规定:在日本政府的事前同意和严格管理下,日本企业可以参加欧美等国的国际共同武器研发与生产。此次修改是对1976年关于全面禁止武器及关联技术规定的动摇,它规定了两个例外,一个是日本可以参加武器的国际共同研发与制造,另一个是日本可以出口与对象国的和平构筑及人道主义支援相关的防卫装备品和相关技术。关于参加国际共同开发与生产武器,对象国必须是在安全保障方面与日本有合作关系,并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有贡献的国家。

        尽管设立了种种限制,此次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修改还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该原则是1967年佐藤内阁提出的,当时包括禁止向共产党国家、禁止向联合国规定不可对之出口武器的国家和禁止向纷争当事国出口武器三项内容,1976年三木内阁把这三项内容扩展为禁止向所有国家出口武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武器,比如说隐形战机和先进舰船的研发与生产需要巨额的资金和最新技术,即使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也不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由多个国家进行合作。再加上日本连年削减防卫经费,使其军工产业陷入困境,防卫省担心长期下去对日本的防卫生产基础将产生不良后果。特别是他们考虑到中国国防实力的增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日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军工产业发展和自卫队装备的更新换代。这样,武器出口三原则不仅成了日本获得这种尖端武器的障碍,而且也妨碍了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日本无法抗衡中国武器的现代化给它造成的压力。然而,由于公明党的反对,该问题曾一直困扰着自民党政权。日本一些媒体也认为,关于武器出口的管理政策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23]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在民主党政权下得以解决,这对日本今后加强自主防卫能力有重要意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修改基准中日本预想的所谓在安全保障方面与日本有合作关系的国家具体所指是美国、北约成员国和澳大利亚。因为日本要参与这些国家联合研制的新型隐形战机F-35的生产和引进。武器出口三原则被修改之后,日本防卫省最终决定把美英等9个国家参与,以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主研发的F-35战机作为自卫队战机更新换代的首选对象,选择F-35的理由中有一条是鉴于中国歼20的部署前景,日本必须与之抗衡。防卫省决定将为自卫队配备42架这种战机,2016年将有4架交付使用,今后20年间,日本将投入约1·6万亿日元参与这种战机的生产。防卫省选择了三菱重工公司、IHI和三菱电机等三个公司作为日方的制造合作企业,三菱重工负责机体、IHI负责发动机、IHI负责电子机械部分的生产与组装。日本参与的程度将在40%左右,作为9个研发国之外的国家,日本所占比例可谓异常的高。因为日本没有参与研发,所以洛克西德公司将在生产过程中向日本提供一部分技术资料,尽管十分有限,日本毕竟可以通过参与生产获得一些技术,同时还可以通过生产振兴日本的军工产业,为日后独自生产尖端武器奠定基础。在2011年9月之前,日本的军工产业及其关联企业有1200多个在战后50多年时间里参与了F2战机的生产,但是现在全部停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防卫省的这个决定不仅为今后日本加强军备防范中国打下了基础,还成了日本军工企业摆脱困境的“摇钱树”。

        评价:

        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其目的在于牵制中国的崛起,这就要求日本必须在战略上作出选择。鉴于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再加上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使日本自然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它的权力政治天平必然会向美国倾斜,目的在于利用美国抵消因中国迅速崛起给它带来的战略压力,上述日本在政治战略、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选择基本上反映了这个特点。但是,加强日美同盟以及联合亚太其他国家牵制中国的安排也与日益紧密的中日经济关系相矛盾,更与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相矛盾。参加TPP谈判,固然是日本为了恢复经济而作出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决定同时也是牵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围绕TPP问题日美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被掩饰。比如,围绕日本所期待的TPP中的“例外”项目,日美之间久存在分歧。至于日本将来在军事上能否成为牵制或者是防范中国的因素,还有待于国际局势与日本社会状况的发展与变化。目前的新版防卫大纲与武器出口政策调整,只不过是他们已有的成为“正常国家”愿望的一个反应。然而,在国内主流民意的根本性变化之前,在和平宪法被修改之前,在日本拥有核武器之前,特别是在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基轴”的前提下,日本只能充当美国帮手的角色,日本在军事上完全独立自主尚需时日。总之,日本虽然对外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日美基轴”,但是“中日协商”也不容忽视,它必须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加强中日关系,因为,就中短期来看日本的防卫不能没有美国的保护,日本的经济发展又不能没有中国的“内需”,这是基本事实。日本不在中美之间维持真正有效的平衡,其外交选择就不会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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