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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见证:我们为什么怀念邱岳峰  

2013-04-02 08:30:10|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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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见证》第56期:我们为什么怀念邱岳峰? - 见证 -
  
  “很对不起,可是我不想当皇帝,我不会这一行。我不想统治、征服任何人。……这世界容得下所有的人。生活的道路是自由美好的,可是我们迷了路。”1979年,邱岳峰慷慨激昂的声音,回荡在上译厂的录音棚里。一年后,他离开了这个容不下他的世界。
  
  
一、邱岳峰之死
  
“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日,不是我的。”弗罗洛神父,《巴黎圣母院》
  1980年3月的最后一周,星期一早晨,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苏秀和往常一样走进演员休息室。
  一推开门,她就觉得气氛不对,没了往日的说笑,大家沉默不语。
  她问坐在对面的伍经纬,出了什么事。伍经纬说,你先坐下。
  她坐下后,伍经纬说:“邱岳峰死了。”
  苏秀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叫道:“怎么死的?什么时候?这怎么可能?他星期六不还好好的吗?”
  伍经纬说,星期六那天,邱岳峰服安眠药自杀,家人发现后,立刻把他送往医院,厂领导也赶了过去,要求不惜代价进行抢救。但因服用药量过大,他没能再醒过来。
  “那天是3月最后的日子,29日,天很好。”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回忆说,“他这天眼光很特别,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总是动动嘴唇不出声。
  “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的大妹妹婴儿时得了急性肺炎,要买青霉素凑不足钱,后来向人借了钱买了针剂,来不及了,她已经死了。所以我爸爸把对大女儿的那份思念,都寄托在对我妹妹的爱里。……爸爸都来不及跟我们告别,就这么昏过去了。我总以为可以马上采取点措施,洗胃什么的,过几天会醒过来。”
  3月30日,星期天,大雨如注。这天下午,邱岳峰走了。
  “我至今也无从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死。”苏秀在2005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网易《见证》第56期:我们为什么怀念邱岳峰? - 见证 -
 1950年代初,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上译厂的小花园里,左起:邱岳峰、尚华、赵慎之、毕克。
  
  
二、历史反革命
  
“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大臣波洛涅斯,《王子复仇记》
  1922年5月,邱岳峰出生于呼伦贝尔,小名“呼生”。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为了生计,父母带着年幼的邱岳峰在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奔波,居无定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邱岳峰跟随母亲返回福州老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生活拮据。
  1940年春,18岁的邱岳峰离开母亲,只身前往北平,就读于外国语学校,两年后肄业,在天津找到父亲。其后的日子,他在“文革”的交代书中是这样写的:
  “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
  “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个玩笑,经我述说要求后,他同意了,拿了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
  “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模拟演员的表情。”
  那时的剧团营生艰难,常因剧目不叫座而就地散伙。演员没有回家的盘缠,只能流落江湖,另搭班子。解放前,邱岳峰参加过近二十个剧团,打过杂,跑过龙套,演过主角,当过导演,也做过团长。
  
“在某种制度下受迫害、监禁的受害者,我要对收听的人说:不要绝望。”《大独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邱岳峰被人揭发有“历史罪行”,遂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次年3月,他与尚华、富润生、姚念贻等人,成为第一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1957年组建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
  “党组织把他保下来,作为‘留厂察看’,陈叙一厂长更是把配音重担交付给老邱。”富润生回忆说。
  在单位,邱岳峰属于“内控人员”。那个年代的内控人员,通常是归侨、历史不清者、有特务嫌疑者、曾发表不满社会言论者,以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公务员。表面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但个人档案里会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不被组织信任,时刻处于被监控、被提防的状态。
  每天一早,邱岳峰坐公交车上班,到了单位,扫地打水,八点准时开始对口型。需要对口型的影片,被事先分剪为数十英尺长的小卷,在银幕上循环放映。配音演员朗读台本的同时,还要不时抬头看画面,同时耳听原片声音,判断台词的长短、节奏是否与原片吻合。如不吻合,则提请翻译进行修整,直至完全吻合为止。
  这是一桩枯燥繁琐且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从1950年进厂,一直到去世前,邱岳峰始终参与。
  当时,上译厂的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阳台上,又小又闷,被戏称为“漏音棚”。夏天,棚内温度高达40摄氏度,只有两台旧电扇,一盒冰块。录音的红灯一亮,电扇立刻关掉,以免产生杂音。正是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邱岳峰开始释放他的表演才华。

网易《见证》第56期:我们为什么怀念邱岳峰? - 见证 -
 1950年代,邱岳峰陪孩子在树下玩耍。他们一家七口,住在一间17平米的小屋里,大孩子一律睡地板。
  
  
三、反动学术权威
  
“要是这样就把我关起来,那楼上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吃什么?”小偷,《警察与小偷》
  “邱岳峰自己知道么?他是党员还是旧时代的‘留用人员’?受到重用的文艺干部还是监控使用?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的。”陈丹青在《多余的素材》中写道。
  邱岳峰的声音条件并不算好,沙哑,音域不宽,瓮声瓮气,被同事开玩笑地形容为“公鸭嗓”。他的配音作品,最早给人留下印象的是1952年的波兰片《华沙一条街》。片头,这个沙哑的声音诉说着“边境街”的故事:“我们所要说的是这条街的某些遭遇,平凡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遭遇。”
  1950年代中期,邱岳峰崭露头角,为《牛虻》、《红与黑》、《雾都孤儿》、《奥赛罗》、《王子复仇记》等影片配音。而他的个人风格真正定型,是在1957年的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中,为小偷艾斯波西配音——反讽、谐谑、世故、颓废,以及挥之不去的疲倦。
  “历史反革命”的枷锁并未因此有所松动。1950年代末,上级打算将邱岳峰送去农场,劳动改造。又是陈叙一站了出来:“邱岳峰是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留下他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帮他改造。”
  《警察与小偷》片尾处,邱岳峰的一段配音,道尽小人物的悲凉:“你从我一家人的身上,偷去了他们对我的尊敬、信任。……要是这样就把我关起来,那楼上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吃什么?警长,我有个家啊。”
  这时的邱岳峰一家,已经从长宁路搬至南昌路的一条旧式弄堂里。一间17平米的小屋,住着七口人——邱岳峰夫妇、他的母亲、四个孩子。大孩子一律睡地板,无论冬夏。
  
“玉帝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啊哈哈哈!”美猴王,《大闹天宫》
  “文革”期间,全国的文艺单位纷纷停产闹革命,上译厂的译配工作也于1965年被迫中断。
  停工前,邱岳峰完成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的配音。这种率性叛逆、张狂不羁的角色,在他以往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配音时,邱岳峰在传统戏剧念白的基础上作了处理,时而尾音拉长,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文白相间,与京剧锣鼓点的背景音效相得益彰。一句“孩儿们,操练起来!”的开场,更是令美猴王的形象呼之欲出。
  为动画片配音,是上译厂的重要成就之一。根据当时惯例,动画片的制作人员名单中,不署配音演员的名字。因此,很多熟悉的声音,它们背后的配音演员不为人知。
  邱岳峰总共为二十多部动画片配过音:《阿凡提的故事·种金子》,为愚蠢贪婪的巴依老爷配音;《哪吒闹海》,为狡诈狠毒的东海龙王配音;《半夜鸡叫》,为地主周扒皮配音;《老狼请客》,为老狼配音,片头老狼的歌也是他唱的;《渔童》,为虚伪的洋神父配音,与杨文元配音的县官一唱一和。
  《愚人买鞋》,他同时为愚书生、鞋店掌柜配音;《狐狸打猎人》,他为年轻猎人、老猎人、狐狸、老狼四个角色配音;《没头脑和不高兴》、《小猫咪咪》,他的旁白和蔼亲切,就像给孩子讲故事的老爷爷。
  “文革”开始后,陈叙一等人被扣上“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下放至奉贤县“五七干校”。邱岳峰也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发到一个小木工棚里,每天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网易《见证》第56期:我们为什么怀念邱岳峰? - 见证 -
邱岳峰与赵慎之录制广播剧。1970年,上译厂恢复生产,邱岳峰被从木工车间调回,为“内参片”配音。
  
  
四、大独裁者
  
“您认为什么是芭蕾?对我来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信仰。”莱蒙托夫,《红菱艳》
  砸毁“灵霄殿”、纵情大笑的那一刻,不知邱岳峰是否也如渴望自由的美猴王般感到痛快。
  之后六年,他就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齐天大圣,直到有一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奉首长之令,从奉贤干校调回陈叙一,重配内参片《红菱艳》。
  为了译制内参片,1970年,上译厂重新开工,导演和配音演员陆续返回岗位,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创作出了《红菱艳》、《罗马之战》、《魂断蓝桥》、《音乐之声》、《巴黎圣母院》等一批译制精品。
  这些内参片译得精良,导得认真,配得出色,每一部均为呕心沥血之作。起初大家以为,内参片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中央首长“唱堂会”。
  《红菱艳》的主配最初是毕克,送审时,江青不满意,要求上译厂返工。陈叙一回厂后,向主管内参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递交报告,征得后者同意后,将邱岳峰从木工车间紧急调回。
  复出后的邱岳峰,嗓音依旧,却多了一层沧桑。在《红菱艳》中,他为芭蕾舞团团长莱蒙托夫配音,一个把芭蕾事业视为生命的人。“您认为什么是芭蕾?对我来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信仰,任何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仰,在这样的环境里,表现出来。希望您理解。”
  由于内参片大多附有“特急”的指令,译配人员经常需要加班加点。1971年,林彪点名历史片《罗马之战》,上译厂在九天之内即完成配音。邱岳峰配的是东罗马帝国内侍总管纳尔塞斯,一个狡诈的侏儒。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罗切斯特,《简·爱》
  1975年,彩色版《简·爱》的拷贝被送至上译厂。邱岳峰为罗切斯特配音,李梓为简·爱配音。
  这部内参片成为邱岳峰的登峰造极之作,他将罗切斯特的优雅与暴躁、温柔与傲慢等矛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手一幕,书房里醒来的罗切斯特声嘶力竭地高呼“简”的名字,十次呼喊,次次不同。
  “他那不近情理的倨傲,变幻莫测的乖戾,只是他性格的表象,内心却埋藏着巨大的隐痛,这就是他不幸的遭遇。”在致观众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如此剖析罗切斯特的内心世界。
  1979年,邱岳峰完成卓别林的两部有声电影《凡尔杜先生》和《大独裁者》的配音。这两部电影各有一段独白,被传诵至今,尤其是后者那段三分半钟的演说,邱岳峰慷慨激昂,犹如突然爆发的火山:
  “我们蒙受的痛,是由于一时贪婪所致,由于有一些人害怕人类进步的怨恨所致。人的仇恨会消失,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夺去的权利,即将归还给人民。只要前仆后继,自由是不会消灭的!”
  “士兵们,不要听从那些禽兽!他们是一世奴役你们的人,控制你们的生活,规定做什么、想什么、接受什么。把你们大家当做牛马去使唤,把你们当炮灰!不要听从那些反常的人,机器人、机器思想,还有机器心!你们不是机器,也不是牛马,你们是人!”
  “使人人有工作机会,使青年有前途,老年有生活保证。好多禽兽就是靠这种诺言起家的,那是欺骗!他们从来不会兑现这些诺言,永远不!独裁者自己自由了,可是奴役了人民!让我们为实现这个诺言而战吧!”
  
“我杜丘冬人,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唐塔,《追捕》
  “父亲死的原因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邱必昌说。
  1980年年初,一天,演员休息室没什么人,邱岳峰把苏秀拉到阳台上,兴奋地告诉她:“我的同案犯平反了。”苏秀说:“那你赶快跟领导说一声,把材料调过来就行了。”
  不久,陈叙一召集苏秀、伍经纬、杨成纯和邱岳峰四人,开了个会。陈叙一说:“有两部戏,一定要搞好。一部是《雾之旗》,这是文代会放映过的,大家印象很深,人家会对比着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还原,所以一定要搞好。这部影片交给苏秀和伍经纬。另一部是电视片《白衣少女》,是我们给中央电视台搞的第一部片子。也一定要搞好,才能占领这块阵地。这部片子交给邱岳峰和杨成纯。”
  虽然邱岳峰早已有资格做译制导演,但因历史问题,始终没有机会挑大梁。这次把重点片的任务交给他,大家都认为,他头上那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能真的要摘掉了。
  然而,三十年的希望再度破灭。厂里召开大会,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邱岳峰不在平反之列。翁振新回忆,那天,他看到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烤焦了,才回过神来。
  邱岳峰去世后,苏秀问党支部副书记:“邱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他没有平反?”对方回答:“他的同案犯是因为小偷问题平反的,和老邱的问题无关。”

网易《见证》第56期:我们为什么怀念邱岳峰? - 见证 -
 1980年3月30日,邱岳峰放弃了这个容不下他的世界。直至去世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未被摘除。
  
  
结束语
  “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二十八年的经历……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写道。
  由于自杀被视为“自绝于革命”,上译厂不便以官方身份为邱岳峰举办追悼会。于是,演员组的富润生、李梓、韩非组成治丧委员会。大会上,厂领导表示:如果治丧委员会邀请我们,我们将以私人身份参加。富润生立刻起身,说:“我现在代表治丧委员会,邀请全厂同志参加。”
  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仍有近千名群众闻讯赶来,将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送上花圈,未留姓名。
  《大独裁者》结尾处,邱岳峰的声音几近哽咽:“汉娜,你听见了么?不管你在哪儿,抬头看啊。乌云揭开了,阳光又普照了……人们的心灵慢慢升华,终于要展翅高飞了。……这灿烂的未来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属于我们大家的。抬头看啊,汉娜,抬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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